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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郑永年:面对疫情,国际社会须坚守事

发布日期:2020-06-07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著名学者郑永年:面对疫情,国际社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

解读疫情:泛政治化是不可取的

:郑教授,您好。我很高兴我们能通过视频对话讨论新皇冠肺炎疫情的防治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郑永年:谢谢你的邀请。

张峰:自从新的冠状肺炎爆发以来,将近半年过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政治人物甚至公众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这一流行病,并提供了大量信息。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视角;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信息过载的问题。你认为解释这种流行病最有价值的角度是什么?换句话说,你个人更喜欢从哪个角度来解读?

郑永年:这个问题你提得很好。然而,为了更加严谨,我认为有必要分两部分来分析它。第一部分是关于许多角度中最有价值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价值。很难说哪个角度最有价值。然而,还必须指出,如果有人在专业范围之外谈论这一流行病,或者如果有一种泛政治倾向,这几乎肯定是一个不可取的角度。

张峰:你的逆向思维非常有价值。我们真的不应该超越职业界限。毕竟,流行病预防和控制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涉及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医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这远远超出了野外人员的能力范围。仓促做决定是不明智的。

郑永年:因此,包括我自己在内,从经济得失、政治斗争、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讨论防疫工作,应该明确自己的专业界限,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表意见,保持开放的心态,尊重和接受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

张峰:我非常同意。然而,如果我们讨论新流行的肺炎对世界的影响,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政治问题。此时,你如何理解“避免泛政治化”的趋势?

郑永年:我强调的是,即使讨论政治内容,也要避免泛政治化的倾向。也就是说,不要将病毒、疫情以及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尤其不要被激进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情绪所困。否则,情感会取代理性,这对决策者和普通人来说是非常有害的。这是一个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坦率地说,许多国内外的人都非常清楚他们做了什么。疫情爆发后,我在许多文章中呼吁回归事实、科学和理性,反对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社会问题,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情绪,但这种情绪也最能影响人们的判断。思考严重的社会问题应该以事实和科学合理的分析为基础,这是获得真正知识的基础。

必须处理好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以抗击这一流行病。

郑永年:第二部分,在分析疫情防控和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时,我个人更倾向于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的矛盾,这是核心问题。这种流行病本身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但预防和控制这种流行病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从人类的经验来看,还有两种傲慢。

首先是把其他事情置于科学之上的傲慢态度。在这场流行病中,许多国家没有优先考虑科学,但有一种现象,即政治高于科学。政治是利益的表达。这是不同利益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平衡。如果兴趣需求的表达没有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就很容易压倒科学。美国这次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反面例子——。在政治层面,特朗普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专家对他的个人权力、选举和其他考虑的科学建议。在利益集团层面,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在每个州,都有一场关于是否冒险提前重返工作岗位的辩论,这实际上反映了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在国际层面,美国政界和保守媒体不断创造各种病毒“理论”,如“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等。试图将他们无力抗击疫情的责任转移到中国。

第二是自大,认为科学无所不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认知总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过程,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从谦卑到傲慢的过程。在西方,这种变化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演变中。在东方,自由主义更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和经济思潮。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从政治家到普通人,人们似乎只把这种病毒视为自然灾害,并倾向于相信,在一种新的病毒出现后,人类能够迅速开发出疫苗或药物。然而,情况远非如此。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能够在2003年研制出抗非典病毒的疫苗,也没有研制出抗一系列新出现的病原体如艾滋病和寨卡病毒的疫苗。事实上,人类自私的本性经常给病毒及其变种许多机会和空间。经验表明,在两次疫情的差距中,许多国家的行为表明,政府的短视和资本的逐利性极大地削弱了其继续投资于疾病预防的意愿,而针对散发性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市场不足以促进研发。

张峰:这些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运作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但它们无法消除。那么,如何有效地实现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平衡呢?

郑永年:利益诉求是客观的,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它们而消失。然而,兴趣可以被引导和整合。例如,我通过观察中国的决策模式总结出的内部多元化框架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内部多元化不同于“外部”多元化,在“外部”多元化中,西方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否定,相互制约。正是通过决策过程,不同的意见被吸收到执政党领导的决策系统中,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平衡,即传统上所说的“民主与集权”的平衡。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但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内部多元化。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东亚社会在这场流行病中的表现远远好于西方社会。

未来全球化的演进与中国的持续开放

张峰:每个人的思维都有惯性,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旦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形成了既定的思维,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它。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表现出将政治置于科学之上的集体意愿,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重塑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的几十年,在崇尚科学技术和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许多国家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中,这些问题大多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相反,他们变得越来越严重,积累的社会情绪也变得越来越高。在一些欧洲和美国国家,政治压倒科学的趋势

郑永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判断是,经济全球化不会简单地衰退,而是会以一种新的“有限全球化”形式继续下去,例如回到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经济全球化。当时,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主权,在此基础上,贸易和投资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上得到优化配置。

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们更加熟悉的这种更深层次的经济全球化确实给一些国家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仍在恶化。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中国是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就否认这一事实。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人口约占70%,但当奥巴马上台时,这一比例仅为50%。受疫情影响后,这一比例仍在下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大量中产阶级已经滑入社会的中下阶层,甚至变得贫穷。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普遍,但程度不同。

学术界已经就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达成共识,但了解原因并不意味着找到解决办法。此外,多边政治的协调机制本质上是低效的,这使得一些国家和利益集团不耐烦并渴望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那些“美好的过去”,国家层面最不同的特征是每个国家仍然拥有“经济主权”。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技术和资本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流动,但它们的范围和广度都远不如今天。例如,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中没有失去发言权,这在今天的欧洲国家中是很明显的。对美国来说,当时它的资本和技术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阵营中流动,而不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国分销供应链。

这种流行病充分暴露了西方国家“空心化”工业的缺点。尽管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拥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爆发后的情况仍然非常悲惨。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将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口罩等医用材料的产业链大幅度转移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的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在抗击新皇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是因为医疗用品供应相对充足的经济优势。虽然中国开始时医疗用品短缺,但随着生产能力的迅速增加,供应基本上很快缓解。因此,疫情发生后,所有国家都会不顾国家生命安全或经济安全,试图推动一些产业回归,即把经济主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将经济全球化转化为“有限全球化”。

张峰:与过去的经济全球化相比,有限全球化是人类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如果有限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未来的形势会对中国非常不利吗?

郑永年:这需要一个短期和长期的视角。从短期来看,这种情况确实对中国不利,因为它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产业调整成本。然而,没有必要太害怕冲击。在有限的全球化下,即使美国、日本等国家将企业迁回本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内完成。就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而言,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它们的供应链网络具有明显的优势。即使一些外资企业决心搬走,也还是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期。

从长远来看,负面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大,甚至中国也可以从“有限的全球化”中受益。一方面,西方企业不能完全退出。在汽车工业等领域,西方企业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不可能将整个产业链从中国撤出。另一方面,在西方企业退出后,他们会放弃原来占领的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国内企业可以很快取代他们接管这部分市场。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也是中国企业可以利用的机会。它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可以发展成为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上述积极预期离不开一个关键因素的支持,即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讨论中国是否会在疫情过后关闭。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有信心,中国将继续开放,甚至进一步扩大开放。

张峰:中国人民遭受了“封闭意味着落后,落后意味着挨打”的痛苦。他们不应该对此一无所知。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已经深入人心。新皇冠肺炎的流行是激烈的,但与历史上关闭带来的“痛苦”,如改革开放前关闭带来的“贫困”,它是一个小得多的损失。中国如何才能回到关闭的轨道上来?

郑永年: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防止“再封闭”的结果。然而,基于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我们有必要对此有一个更加谨慎和清晰的认识。在新的皇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即使美国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多次表示决心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通过努力,中国与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所有这些都证明中国有进一步开放的强烈意愿。然而,新流行的肺炎让我们看到,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人们相信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体系,但人们突然发现西方并不准备接受中国。

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已经从过去的“拉”和“推”转变为“挤”和“退”,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想把中国推出世界体系,而中国面临着是否要“退”出体系的问题。“退却”不是用物质和物质的意义来表达,而是用思想和态度来表达。

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和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更不用说衰退了,即使外部有许多不利因素。然而,面对西方的“挤压”,如何阻止中国“后退”,是中国人今天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如何从人的价值视角反思疫情

张峰:不是每个人都欢迎经济全球化,也不是每个人都乐于看到中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所积累的问题是,由于这种流行病的突然爆发,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产生了短期影响。从长远来看,它很可能重塑这些秩序,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有限全球化”,以及中国能否继续在其中发挥开放作用。这些问题仅仅在六个月前还是不可想象的。我必须说,新发肺炎疫情的事故值得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反思。郑教授,如果我们上升到人类价值的高度,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想?

郑永年:这实际上是一系列大问题。

首先,我一直认为抗疫的核心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的关系,所以我还是想呼吁大家对制度文化进行反思。制度文化是人类基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往往是一个有争议的部分。就制度而言,有几点人们必须理解:首先,每个国家的制度是根据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发展起来的,并向历史开放,在不同阶段与时俱进,以应对变化。第二,系统具有可变性和灵活性。没有一个体系像“民主派”或“专制者”那样存在和运作得如此严格。任何制度都有民主的一面和专制的一面。为了应对危机,集权制可以转向分权制,分权制可以转向集权制。第三,系统操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即领导能力问题,非常重要。这个系统是由人操作的。同一个系统由不同的人操作,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在公民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每个公民都应该努力寻找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交集。社会是一个社区,每个人都有责任。预防和控制这一流行病不仅是医生、政府官员和志愿者的事,也是每个人的事。无论是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员,无论是大量的个体能否被有效地集合起来,都决定着战争流行病的成败。结合上述制度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社会中的社会和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但他们的“权利”有自己的界限。每个人都有权利行使自己的自由,限制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它干涉了别人的自由,社会有权惩罚他。换句话说,个人自由的行使必须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利益。

最后,在国家和个人之外的国际层面上,尽管西方国家首先提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但这至少不是人性的全部。我们还强烈主张促进人道主义精神。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是疫情爆发期间的需要,也是随时检验人类道德标准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在人道主义领域做一些事情,中国可以以非常积极的方式展示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这与中国倡导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非常一致。

(本期统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文本分类研究所:张军,李明博)

《光明日报》(第12版,202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