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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毕业证引发的流浪人生:大学生失踪16年后回

发布日期:2020-06-10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廖的额头上总是戴着一个黑色的眼罩。他在吃饭、睡觉、走路或站立时不脱下——,不是为了遮挡光线,而是为了将半透明导管固定在右颈部。该导管用于慢性肾病末期的血液透析。

一个多月前,41岁的廖刚刚结束了16年的流浪生活,被带回家乡大足养病。

如果不是因为突然晕倒和看医生,和他一起在东莞漂泊的朋友们不会想到这位从不愿意透露家庭信息的内向工人是一名年轻的医科学生,他因为拿不到毕业证书而怒气冲冲地去了南方,切断了与所有亲戚朋友的联系,成了一名流浪汉。

公益搜索组织的志愿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流浪者:迷失方向的老人;沉迷于游戏或带着对家人的愤怒离开家的青少年;想在大城市努力工作的农民工;大学生有更高的期望,但甚至挫折。

廖离家时才20多岁。又回家了,已经满头白发,脾气更沉默了。这个现在看起来浮躁和鲁莽的决定,就像一个漩涡,将他的命运拉下。

时隔16年重返家乡

当接到广东的电话时,在重庆的廖莹认为这是一个骗局。今年三月底,她的表妹廖阴超不知何故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6年过去了。

意识到廖的父亲在儿子失踪前几年曾多次去过四川。

从我学习的泸州,到首都成都,到我儿子练习的地方,我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问我。学校也进行了几次旅行,都没有成功。

有一段时间,村里流传着“这个来自廖家的孩子参与了一个传销组织”,后来转向了一个更悲观的方向,“这个孩子可能已经走了”。

自2017年以来,廖莹的搜索帖子出现在朋友圈、论坛、帖子和在线社区中,但没有收到回复。

当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给她发照片时,她激动得发抖。"即使是我的兄弟,虽然他的头发是白色的,但仍然能认出它."

廖身高1.68米,体重110公斤。在与家人失去联系的那些年里,他改名为“文志伟”,四处游荡,打零工。当他在东莞的一个建筑工地晕倒时,他的回家之路开始了,由于病情严重,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治疗费用超过10万元。

右颈留置导管是廖血液透析的重要途径。本报记者杜摄

起初,廖拒绝与寻求志愿者和医生的亲属沟通。"要获得无家可归者的信任比说服他们的家庭成员接受他们的志愿者身份更难。"参与救援的东莞万江服务队队长陈敬宏并不感到意外。

廖不想告诉他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但当他得知医院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免除了他1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后,他放手了。

陈敬宏的公共福利组织,他们称这个搜索过程为“反向搜索亲戚”。志愿者找到无家可归的人,并通过说服和沟通帮助识别信息,然后与公安部门合作准确地找到一个家。

1500公里外的廖家的父母想,“回来真好。”4月底,他们驱车前往东莞,将廖接回重庆大足老家。

在回家的那天,他的家人专门为他买了一束花,他的喜庆红绫也提前准备好了。雨下得很大,来看他的亲戚都挤在老房子里。房间容纳不下他们。他们只是在大门口的庭院坝搭起了一个大棚子。一张可容纳十个人的大木桌放满了五张桌子。

整个,在廖回来之前,只有一张他的照片被保存着。

当时,他20多岁,留着部分头发,白衬衫外面是一件条纹白色和蓝色的V领毛衣,脚上穿着一双时尚的白色厚底运动鞋。当他再次回家时,他已经白发苍苍,更加沉默了。

回家后的第二天,廖凌晨2点开始了他的生活,每周二、四、六,他都会去重庆市双桥区人民医院进行血液透析。

躺在10层血液透析中心的床上的4个小时是他身体最放松的时间:深红色的血液沿着弯曲的导管被送到床边的半人白色机器,过滤掉有害物质和多余的水,然后被净化并送回身体。

医院诊断书记录了廖身体上疾病留下的痕迹:慢性肾脏病5期(尿毒症期)、肾性贫血、矿物质和骨代谢异常、高血压3级(高危)、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和慢性胃炎。

透析病房A可同时容纳13人进行血液透析。廖是这里的新面孔。本报记者杜摄

一张毕业证引发的失踪

廖的失联是没有任何预兆的。

为了纪念表哥廖莹,我最后一次见到表哥是在友亭镇童渊村的老家。2003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表哥去她家说,“第二天我要去学校拿我的文凭。”

廖说,他于2000年考入原泸州医学院,主修中西医结合专业,学制三年。19岁时,他还和村里一位著名的医生一起学医。

离开家后,她的姐姐廖建超在2004年农历二月四日接到了哥哥的最后一个电话,那是她20岁的生日。她印象深刻。但是电话里没有什么异常,我哥哥像往常一样问候他的父母。

但是从那以后,这个在上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重庆的年轻人就消失了。

时隔多年,也无法解释廖为什么会突然想出这样一个主意。他只记得在接近毕业的期末考试后,他没有通过考试,并收到通知说他不能获得毕业证书。

"在同一个宿舍的五个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能顺利毕业的人。"毕业季节的一天早上,他从学校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内江火车站,独自一人踏上了成都的火车。当时,他的全身只有300多元,这是他一个半月的生活费,他的手提箱里只有几件衣服。

在成都火车站逛了几天,他曾经问附近的餐馆里是否有人。当他听说福建沿海城市可以通过找工作赚更多的钱时,他去了福建南部。

在最初的七年里,他一直在福州流浪,作为临时工进出大大小小的制鞋厂。2010年9月,我听说东莞的零工收入不错。他和另外两个工人坐了10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广东,在那里呆了10年。

梁嘉楠与廖交往十余年,是最了解廖在外生活的人。他们曾经在福州和东莞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生活。

老梁记得第一次见到廖的时候。他20多岁,有一张像孩子一样的娃娃脸和一些白发。他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同伴一起闲逛。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廖提到他在泸州学中医,是个大学生。小学文化的老梁对此并不重视,笑着逗他。

流浪人生:一直使用假身份生活

在南下的路上,廖把的身份证弄丢了,但他不想回家补办。他开始用“文志伟”的假身份继续他的——生活。这是他在福州找到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是文志伟,1984年出生于四川,和他的身份相似。

十多年来,他最熟练的工作是使用高频机器给鞋子贴标签。每天在工厂工作10个小时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周末也没有休息。这是一个逐月的交易,越多的工作付出越多。事实上,在早年,廖在南方打工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2010年,廖的最高月收入接近5000元,但不是每个月。像其他流浪汉一样,他挣钱时会休息一下,当他失去工作时会出去找工作。

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他的亲戚、同事和医生都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性格:内向。我从未听说过他冒犯任何人,也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任何争执。

他形容自己过着“宅男”生活,没有女朋友,他唯一的爱好是阅读。在他价值2900元的活体手机里,没有他自己生活场景的相册,也没有他自己的照片。相反,一些在线阅读软件

工厂附近有一个图书出租摊位,武侠小说是他的最爱。他说不出为什么他喜欢它,但他只是认为它会省钱。一整天读一本书只要一美元。他的口头禅也和这本书有关,“根据书中的陈述……”

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身份证的困扰限制了他的生活。我不能坐火车或飞机。我甚至需要借用我朋友的身份信息来处理我的手机号码和银行卡。工资通常是找到黄金,生病只能去小诊所。

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廖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直到回到重庆老家申请新身份证,他才注册微信。

十多年前,当他搬到另一个国家时,他说他梦想过许多美丽、阳光、自由和新鲜的生活。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现实与幻想是不同的。他找不到工作、进不了工厂或没有熟人的日子让他崩溃,当他的老板扣他的工资时,他感到更加无助。

他也想念他的家人,在他的手机里搜索重庆大足和他的父母姐妹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有效的信息。内心的想法也从“在取得一些成就后再回去”变成了“保持多年不变,变得昏庸”。

这些痛苦可以忍受,直到身体成长的痛苦把他打倒。

从2016年开始,廖患有高血压,并一直头晕目眩。当高压达到最高水平时,它飙升到200多毫米汞柱。从2019年7月开始,病情恶化,呕吐频繁,食欲下降,体重在一个月内下降了10公斤。

生病后,他坚信自己不能回家。

他的儿子回家后,他的家人不敢问他关于他流浪的细节,担心他会被刺激再次离开。本报记者杜摄

去年一年,公益组织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与廖类似,仅在2019年,“让爱回家”就帮助46名大学生无家可归。

志愿者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流浪者,可以分为四类:没有意识和迷失的老人;沉迷于游戏或带着对家人的愤怒离开家的青少年;农民工在大城市努力工作;大学生有更高的期望,但甚至挫折。

创始人张世伟在2001年开始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分散援助。他观察到了一个变化:十年前,老人和儿童是主要的街头乞丐。现在,年轻人的比例正在增加。在送无家可归者回家的省份中,广西、湖南和四川位列前三。

那些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回家的人有不同的理由。例如,最主要的原因是:没钱、没面子、离婚、与父母的冲突、父母的死亡等等。

陈敬宏将志愿援助比作无家可归者和他们亲属之间的桥梁。"事实上,经过劝说和帮助,十分之九的人愿意回家."

在过去的三年里,在他一个接一个帮助的流浪者中,最小的只有18岁,最大的超过70岁,大部分是男性。近30%的人,像廖一样,没有身份证,打零工。他们通常住在桥口、绿化带和公园亭,成为五金和电子工厂的临时工,或者在网上购物节的后半段找一份快递或搬运工的工作。

“我认为这是缺乏社会教育。我们成长的大部分教育体系都是知识教育,它教会你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但并没有教会你如何解决挫折。”张世伟说,那些主动选择流浪的大学生包括国内著名大学的尖子生和归国留学生。

2018年,《让爱回家》曾救过一个叫曹的流浪汉,他在外面流浪了14年。在发现的时候,曹的尸体已经溃烂了许多地方。志愿者们交流后才知道这是一个从重庆大学毕业并在德国呆了两年的归国华侨。曹谋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因为他被发现是一名在海外工作的非法劳工,他的学习成绩在被送回中国后被取消,这使他的工作很困难。

那些学历比普通流浪者高的大学生在离家的早期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并为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当他们反复遇到困难时,他们无法面对家人。

这样一来,像廖这样的人,他们mos

不到2%的被志愿者找到并成功送回家的无家可归者会跑出去并再次无家可归。但是更多的人将开始新的生活。张世伟说,他们曾经救过一名被困在金字塔计划中长达15年的大学生。从街上被救出后,他们重新学习了网络,找到了一份月薪14000元的工作。

家族阴影:妹妹从未走出过老家

从有亭镇的一条小巷向右转,你可以找到去童渊村的路。

村子里没有多少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留在家里和老人及孩子在一起。条件较好的人上街购买明亮宽敞的商品房。条件较差的人还翻新了他们在村子里的老房子,贴上了明亮的白色瓷砖。

廖家的老房子紧挨着一片竹林。这栋二楼有30年历史的砖房几乎是村子里最古老的。

外面下雨时,家里就会漏水。二楼的屋顶瓦片参差不齐地耷拉着,蓝白色的塑料布被压在瓦片下的水袋里;每个房间的墙壁都发霉破损,露出粗糙的砖体。房子里乱七八糟,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家具。对全家人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我姐姐和她的家人在主屋墙上拍的春节照片,以及挂满墙壁的儿童证书。

村里大多数富裕的家庭都在城里买了房子,只有廖家的两层砖房和30年前一样。本报记者杜摄

廖家的老父母都很老了,他们的月收入来自生活津贴。家里唯一的年轻男性是廖的姐夫,他帮助人们在建筑工地上开车拉材料以赚取一些家庭收入。

这个家庭经济困难,但我姐姐还是花了1000元给她哥哥买了一张新的浅黄色的床。这是家里唯一完整的家具。廖茵的超蓝色衬衫和黑色裤子都是新买的。这位母亲还专门买了鸡鸭,一只50元,养在家里,养肥了儿子。

过去,我姐姐只需要照顾她的父母和孩子,但现在负担更重了。廖的条件不是很好。即使他坐着,也不能呆太久。大多数时候,他需要呆在床上,甚至在姐姐的帮助下洗脸洗脚。

廖很少说话,他的家人和他相处时都很小心。在回家后的40多天里,每个人都达成了共识。他们只是充当律师,不敢问更多的问题。他们害怕失去判断力,刺激他再次逃跑。

廖的床是她姐姐花1000多元买的,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完好家具之一。本报记者杜摄

当年廖还在的时候,在的生活并不十分悲惨。当时,全村的生计主要依靠附近的五金市场,每个家庭都生产不锈钢刀。

在当时的童渊村,廖是唯一的大学生或医学生,这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这个家庭幻想着廖毕业后的生活计划,于是回到镇上开了一个小诊所来养家。

为了省下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廖的父亲成了村里最勤劳的人之一。他整夜不休息是很正常的。一把刀的售价是2.5元,相当于成本的一半。这家人一天能做几十把刀。如果钱不够,他们甚至借钱。

但是廖的突然失踪使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表哥廖莹清楚地记得,春节期间廖福在自己的田里哭,而在他表哥失踪后的那个寒冷的冬天。

廖父不止一次想过自杀。我的女儿和女婿曾经发现他秘密购买杀虫剂,并被他的家人带走。另一次,他跑到附近的悬崖上,试图跳下去,但廖莹的父亲阻止了他。家人表示,廖的母亲偶尔意识不太清醒。

廖对失去丈夫的莫名恐惧也深深植根于廖的家庭。

姐姐廖建超今年36岁。她从来都没有失控过,不允许外出工作。婚后,她和丈夫来回生了五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9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

表哥廖

每天下午3点到5点,乡村电台定期播放音乐和信息。家人会搬个凳子到元坝去听。这是一天中最有活力的时刻:鸭子和鸡从一头跑到另一头,一只瘦灰色的猫会跳到桌子上寻找剩下的食物,一只掉了毛的黄色狗会趴在猪圈门口。

十多年来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燕子时不时地飞进飞出。它们驮着黄泥和枯枝,在廖家堂的高墙上筑巢,并产下幼仔。

文 |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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